在大部人的認知中，近代的晚清無疑是個極為屈辱的時代。以至于各種黑段子廣為流傳，其中不乏一些已經被證明是低級黑的純粹謠言。例如北洋水師的軍艦晾衣服行為，就是后人少見多怪的過度反應。
但關于洋務企業(yè)搞封建衙門式管理的說法卻不為道理......
堪稱大清洋務運動先鋒的 李鴻章
事實上，晚清盡管身處千年未有之變局，但始終秉持士農工商的傳統(tǒng)分類。大部分社會成員都將商人視為中華正的統(tǒng)歧視鏈底層。即便是發(fā)揮模仿帶頭作用的洋務派官僚，也受不了在少年時期就飽受《商君書》與《管子》等傳統(tǒng)智慧余毒。等到自己踏上仕途，也經常以帶頭大哥自居，對麾下的商人小弟們嚴加管教。
例如號稱東方俾斯麥的李鴻章，就不止一次地宣揚以官護商理論。在并不十分了解世界歷史的前提下，得出結論認為泰西各國都以商務為立富強之根基。進而認為必須用海軍力量對商船進行嚴密保護。但同時也堅持認定，凡事都要由按照官方制定的大綱辦理，并隨時用公權力監(jiān)視商業(yè)活動的發(fā)展可能性。簡單來看，就是后來非常盛行的中西情況不同說，認定洋務化改革必須打些“折扣”。畢竟，他大清自由國情在此。決不能任由商人單打獨斗，或是讓他們自己關起門來胡鬧。
著名的江南造船廠 就是洋務運動的杰出成果
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下，洋務派便統(tǒng)一口徑的主張官為督理。強調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向來習慣裝好人的張之洞也認為，籌款招股無妨藉資商辦。所以，必須總持大綱，考核利弊權也必操之于國家。而同時代沈葆禎更是提出官商一體論，以便朝廷取若干之息。
因此，洋務企業(yè)無一例外的皆有舊社會衙門色彩。或為朝廷全權經營，或為強制性的官商合營，也有情況稍好一些官督商營。這些商務衙門的管理者，不僅有官老爺出身，還往往是某些團練指揮官。這又讓洋務企業(yè)在官府屬性之外又增添了軍隊性質。
1870年的 江南制造總局炮廠
軍人經商雖然辦理洋務 但《商君書》才是晚清精英們的管理哲學
于是，不僅洋務企業(yè)的管理者是軍隊將官，連麾下勞工也有相當部分來自遭裁撤的轉業(yè)兵痞。這種現(xiàn)象，首先在湘軍的大本營湖南尤為顯著。戴上愛國實業(yè)家頭銜的儒家們，也順勢而為的在企業(yè)內搞起了軍事化管理。
例如成立時間較早的福州船政局，就有《沈文肅公政書》記錄的許多章程規(guī)范，強迫所有工人必須服從軍法。他們通常將體力工像軍隊一樣編組，每50人為一隊，10人為什，交給本就是軍官首領管轄。至于中層干部，更是能與“千總”之類的軍職掛鉤。每個車間還設有1名委員、2名監(jiān)工，職責完全類似軍事行動中的督戰(zhàn)隊。大部分工人都要住在廠區(qū)，下班后被直接鎖進房棚，根本不能自由行動。為了讓工人做到令行禁止，船政局甚至調來軍隊押送工人上下班。三個主要宿舍區(qū)之間還有高墻相隔，看起來的確與今天的監(jiān)獄無異。
幾乎所有的洋務企業(yè) 都是官辦或軍隊背景
然而，福州船政局還并不是最狠的洋務企業(yè)。稍后成名的江南制造局，就專門配給200多名士兵充當警衛(wèi)，其辦公場所的門口常懸掛有虎頭牌和名為水火棍的拷打刑具。一旦有工人不聽管教，就會遭到鞭打和枷號示眾。情節(jié)嚴重者還必須去牢房里反思禁閉。位于北方的開平煤礦總辦唐廷樞，也曾奏請朝廷允許其設立刑具。凡是犯錯被枷的工人，需要等1-3月才能開釋。為的還是要讓員工老實本分，不給管理者的宏圖大志增添煩惱。
可見，洋務企業(yè)的私設刑庭監(jiān)獄傳聞，并不是后世評論家的空穴來風之作。因為這是一種被寫入《商君書》的自古以來思維，深深耕植在許多實干家的大腦皮層當中。
洋務企業(yè)的主要職責 就是為清朝軍隊服務
拙劣的管理手段洋務企業(yè)的員工 需要承受極高的勞動強度
雖然洋務企業(yè)與真正的自由資本主義有著巨大鴻溝，卻不妨礙他們自然模仿早期資本家們種種陋習。本能的壓榨工人與歧視女性，就在這些象征著大清朝復興的單位中司空見慣。
當時的洋務企業(yè)都秉持加班不加錢理念，靠絕對的剩余價值增添經營利潤。許多工人的勞動時間都在10小時以上，但微薄的薪水卻不會有加班費做補充。加上大清朝堅決不用陽歷的堅貞不屈，使得周日的正常休息也不見蹤影。到了洋務運動漸入佳境的1881年，福州船政局更是將工作時間上調至每日11小時。天津機器局也在前一年規(guī)定，10小時是每天的最少工作時間。湖北織布局更是在1893年后，將工人的勞作期限延長到不可思議的12-13小時！
正在視察湖北鐵廠的張之洞
此外，洋務企業(yè)對男女工人的待遇也并不相同。一方面受到“男女大防”思想影響，限制女性工的入職數(shù)量。同時卻不得不向成本低頭，開始以男人要養(yǎng)家而女人只用自養(yǎng)為理由，招募只拿最低工資半數(shù)的女性勞動者。
雖然這些惡劣的手法有時會引起工人反抗，但官府背景始終是這些特殊企業(yè)的最大靠山。主辦湖北鐵廠的張之洞，就曾擬調江南自強軍的1個營來廠區(qū)駐扎。不出意外，工鬧就這樣被迅速被彈壓下去。
許多洋務企業(yè)都有正規(guī)清軍駐扎看管
如此胡搞，當然也會有旁人站出來表示反對。首先般女學的經元善就提出，必須按照西法讓工人們在周日獲得休息。但理由還是要提高生產效率，讓勞工們有時間處理私人事情。至于加班費與合乎情理的工作時間，都不在此類晚清精英的思考范圍之內。
除了引進周日休息，開明洋務派還會用高薪挽留員工。福州船政局就給每天工作11小時的非技術工，每月4.5-7兩白銀的工資。相比普通搬磚工的每月2-3兩來說，已經算得上相當豐厚。更不用說那些掌技術工和領班，他們就能以更短的工時換得更搞薪資，甚至一度讓部分官員側目。最重要的是，船政局的工錢基本第一按時支付，很少有欠薪情況。因此，也一度受到外國觀察家贊譽。
本末倒置的結果 自然是洋務運動的失敗
當然，這些自以為是的小打小鬧，終究擋不住歷史進程的滾滾車輪。治得了勞工的洋務派，最終還是沒能治得住洋人。面對甲午戰(zhàn)爭等新一輪外戰(zhàn)失利，原本就經營不善的賬目虧空，自然沒法跟著大清朝一起悶聲發(fā)大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