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在年輕人之間，沒有什么話題比聊“賽博朋克”更加火熱了。
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款電子游戲的上市?；I備八年之久、又屢次跳票的《賽博朋克2077》可能是近年來最受期待的游戲大作。在12月10日發(fā)售之后， steam游戲平臺的同時在線玩家突破了100萬人，創(chuàng)造了該平臺單機游戲同時在線人數的紀錄。而根據游戲發(fā)行方發(fā)布的報告，《賽博朋克2077》依靠預購量和首發(fā)日銷量，僅僅用了一天時間就收回了游戲制作和市場宣發(fā)成本。
《賽博朋克2077》游戲截圖。
如果稍稍回望過去的幾年，我們就會發(fā)現“賽博朋克”的成功“出圈”，絕不僅僅是一款游戲的功勞。在影視圈，從《銀翼殺手2049》、《頭號玩家》、《阿麗塔：戰(zhàn)斗天使》到《愛、死亡和機器人》等一批賽博朋克風格作品的出現，讓不少第一次接觸這類題材的觀眾大呼過癮。
與此同時，一種被稱為“賽博朋克風”的美學或視覺藝術風格也在悄無聲息地占據各大社交網絡。通過濾鏡與圖片處理，打上粉藍相間的霓虹燈和陰暗的冷色調，似乎任何照片都具有塑造賽博朋克世界的潛力。
在“土潮文化”的帶動下，網絡上還流行起了賽博朋克式的梗圖。那些充斥著傳統(tǒng)與現代的反差感和不協調的照片，打上一個《賽博朋克2077》的游戲標簽之后，成為了網友們爭相轉發(fā)的潮圖。
社交網絡上極具傳播效應的“賽博朋克”梗圖。
賽博朋克，究竟代表了什么含義？雨夜霓虹就是賽博朋克嗎？“高技術，低生活”的標簽化認識能概括它的全部內涵嗎？實際上，即使在最資深的賽博朋克論壇，你也很難找到對這個問題的共識。當賽博朋克作為一種符號成為大眾文化的消費品之時，賽博朋克的精神內核也正在逐漸消解。
撰文|李永博
創(chuàng)造“賽博朋克”：機械與人性的哲學思辨
很多人第一次聽聞“賽博朋克”（cyberpunk）這個略顯拗口的音譯詞，會根據構詞法簡單地理解為“網絡朋克”或者數字時代的朋克。這種常見的誤解在無形中淡化了賽博朋克的哲學內涵。
作為一種科幻文學的類別，賽博朋克這個詞誕生于上世紀80年代。1980年，科幻作家 Bruce Bethke創(chuàng)造了這個合成詞：賽博朋克（cyberpunk）是控制論（cybernetics）和朋克（punk）的結合。Bruce Bethke把賽博朋克作為自己小說的名字，形容迷失的年輕一代：他們是抗拒父母的權威、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利用電腦技術鉆漏洞和制造麻煩的技術宅。
今天我們提起控制論，很多人會聯想到機械控制或工程自動化。實際上，1948 年“控制論之父”諾伯特·維納首次發(fā)表控制論思想之時，引發(fā)了一場持續(xù)半個世紀之久的思想革命。維納提出的控制論的根本洞見在于，擁有生物系統(tǒng)的人類，在本質上與機器所共享的一套相似的反饋機制。換言之，人類與機器的行為在理論上是可以達成統(tǒng)一的，人類的智能行為是這套機制的外在表現，而機器也可以像人類一樣自我學習和進化。
1948年版《控制論》封面。
當維納在70年前為如今的人工智能勾畫藍圖之時，也提出了自己對機器統(tǒng)治的擔憂和警告。親歷“二戰(zhàn)”歲月的維納在《人有人的用處》中預言，依賴機器統(tǒng)治可能成為一種“新法西斯威脅”。
時隔多年，當賽博朋克已經成為科幻文學的一種類型之后，Bruce Bethke在個人博客上發(fā)文，承認當初費勁腦汁創(chuàng)造這個結合高科技和朋克文化的詞匯，只是自己靈光一現的噱頭，完全是為了讓圖書編輯能夠記住自己的書名。
盡管如此，控制論思想對于人與機器關系的思考，一直通過賽博朋克科幻文學和影視作品的精神內核獲得延續(xù)。1984年，威廉·吉布森發(fā)表了《神經漫游者》，這部囊括科幻文學“大滿貫“的經典之作采納了賽博朋克這個詞，并自此開啟了一種科幻文學的新類別。
插入芯片的行走機器與保留人性的人工智能，究竟誰是人，誰是機器？縱觀賽博朋克文學與改編電影史，從1968年菲利普·迪克的小說《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和1982年的電影《銀翼殺手》，或是《神經漫游者》和《黑客帝國》三部曲，又或是日本賽博朋克漫畫《銃夢》和2019年上映的《阿麗塔：戰(zhàn)斗天使》，跨度長達幾十年的賽博朋克作品，始終沒有拋棄對機械與人性的哲學思考。
威廉·吉布森的《神經漫游者》被視為賽博朋克的經典作品。
朋克精神、“潮”與東方主義想象20世紀社會思潮下的賽博朋克
科幻小說家勞侖斯·普爾森曾這樣定義賽博朋克文學運動的內涵和社會思潮：
經典的賽博朋克角色是邊緣且性格疏遠的獨行者。他們生活在社會群體的邊緣，一個彌漫反烏托邦氛圍的未來：日常生活受到急劇改變的科技影響，普及的計算機化信息籠罩全球，以及侵入性的人體改造。
科技發(fā)達、人體改造、社會邊緣人、反烏托邦。賽博朋克的作品通常設定在一個科技高度發(fā)展的近未來社會之中，但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卻出現了停滯和倒退。高等科技下的底層人生成為了賽博朋克作品中普通人的命運。
為什么賽博朋克總是熱衷于描繪一個“高科技與低生活”（high tech，low life）的社會形態(tài)呢？這就與賽博朋克中的“朋克”（punk）密切相關。
朋克最初來自于“二戰(zhàn)”之后的英國，當時戰(zhàn)后英國的失業(yè)率上升，經濟蕭條，社會死氣沉沉，一些年輕人通過音樂的形式，用最真實的姿態(tài)宣泄著心中的怒火。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種具有反叛精神的朋克文化跨越大西洋，與美國科幻“潮”（New Wave）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賽博朋克的雛形。
從科幻文學史的角度來看，上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盛行的“黃金年代”科幻文學已經顯得乏力。這些作品對科學的樂觀想象和對人類未來的烏托邦幻想已經讓讀者產生了厭倦。科幻潮的適時出現試圖讓這種垂死的文體煥然一新，引導科幻小說進入了嚴肅文學的領域。這類科幻文學聚焦的主題與現實息息相關，不再一味歌頌太空探索、外星殖民的美好愿景，而是探索科技的黑暗面，由此逐漸表現為反烏托邦的敘事風格。
誕生于這一時期的賽博朋克有著非常強烈的現實關懷，這些科幻作家試圖通過作品來對嬉皮士、性解放、迷幻藥文化等各種正在發(fā)生的社會運動和變革作出回應。他們意識到，追求效率的科技終將帶來一個僵化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整個社會充斥著對人性的壓抑。
香港曾經的九龍城寨，被科幻迷視為賽博朋克文學的圣地。
就像霓虹燈與永恒的陰雨，摩天大樓與貧民窟也是賽博朋克的經典意象。例如香港歷史上的九龍城寨，就成為了賽博朋克作品中的城市建筑原型。日本賽博朋克的經典動畫《攻殼機動隊》的美工設計竹內敦志曾解釋布景需要營造的整體氛圍：
現代城市充溢著廣告牌、霓虹燈和標志……當人們（無意識地）生活在這種信息泛濫中時，街道必須被相應地描繪成被淹沒的樣子……舊街道與高樓林立的新街道之間對比鮮明。我的感覺是，原本非常不同的兩者之間正處于一個侵入另一個的情形之下。也許這就是所謂現代化帶來的緊張或者壓力！在這種形勢下，兩個個體保持著奇怪的相鄰關系。大概這就是未來的樣子。
當科技能夠代替人做一切，人存活的價值是什么？住在底層貧民窟的窮人，和住在高聳的摩天樓里的富人，還是同一個物種嗎？這類對科學主義的反思，對僵化社會的反叛精神，構成了賽博朋克的精神內核，其背后是深刻的社會運動和帶來的觀念革新。
科幻作家陳楸帆曾撰文評論道，中國的賽博朋克作品在創(chuàng)作時偏重于“賽博空間”的技術想象，對更深層的“朋克精神”卻欠缺理解和表達。在他看來，至少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那個時代的中國作者無法產生對嬉皮運動、個體主義及藥物文化的深度體認。
深受社會思潮影響的賽博朋克也并非總扮演著時代的先鋒角色。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后，北美的賽博朋克敘事開始顯露出西方對日益崛起的東方文明的焦慮和恐懼。賽博朋克中時常出現的東亞文化，常常被設定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他者”，作為社會的威脅和反派出現。例如游戲《賽博朋克2077》的故事背景改編自1990年的賽博朋克桌游，其中時常出現的荒坂公司和虎爪幫，映射著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人對日本經濟飛速發(fā)展、世界霸權地位動搖的擔憂。
賽博朋克動畫《阿基拉》（1988）截圖。
破圈文化與自我意義的消解
時至今日，賽博朋克正在經歷從一種亞文化逐漸成為破圈文化的過程。但脫離了時代背景和文本語境以后，賽博朋克也在消解自身的精神內核。
我們用“高科技、低生活”來標簽化賽博朋克的社會形態(tài)，用陰雨天、霓虹燈、全息影像來簡化我們對賽博朋克的直觀印象。直到最后，在網絡流行的梗圖之中，賽博朋克等同于一種無厘頭風格的反差萌。與之相比，賽博朋克作品中保持的“賽博”與“朋克”的張力從來不會是公共討論的議題。
賽博朋克自身意義的消解，也許部分是因為賽博朋克作品中的種種擔憂與設想，很多已經成為了我們生活的現實。國外賽博朋克迷建立的網站Neon Dystopia有一個長期欄目“Last Week in Cyberpunk”，轉載著世界上每天發(fā)生的具有賽博朋克意味的事件：從阿爾法狗戰(zhàn)勝人類最強棋手、斯諾登事件、航天飛船上的商業(yè)廣告，到今年美國爆發(fā)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幾十年前的科幻作品，常常會感嘆，作家對于未來的想像力往往趕不上科技攀升的速度，但對社會和人性的把握卻有著驚人的準確性。賽博朋克的奠基人威廉·吉布森曾預言：“未來已經在這里，它只是分布得不均勻?！币苍S，我們早已生活在賽博朋克的世界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