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審現場。圖片來源于哈爾濱中級人民法院官方微信
文|金澤剛
備受關注的劉某國奸淫4歲幼女致其重傷案，落下了法槌。
據媒體報道，12月2日上午，哈爾濱中院對該案進行了宣判。法院方面表示，劉某國曾因犯故意殺人罪、強奸罪兩次被判處刑罰，刑滿釋放后不思悔改，使用特別殘忍手段奸淫年僅四歲的幼女，造成被害人三處重傷的特別嚴重后果。以強奸罪判處劉某國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對4歲幼女下手，致其在ICU躺到現在，劉某國獲死刑，是罪有應得，也在公眾預期之中。而這樣的依法嚴懲，也是以典型個案的警示效應，宣示法律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零容忍態(tài)度。
近年來，無論是韓國的“素媛案”、“N號房”事件，還是國內時有發(fā)生的性侵兒童案表明，強奸案已明顯呈現被害人低齡化的特點，對女性權益尤其是幼女的保護急需引起重視。
中國女童保護基金會發(fā)布的《性侵兒童案例統(tǒng)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顯示，僅2019年一年中國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18歲以下）案例就有301起，受害人數達807人，年齡最小的僅為4歲。
其實，多年來，強奸幼女案一直引發(fā)輿論與司法的關注。2013年10月，最高法等四部門聯合發(fā)布的《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強調，“要從嚴懲治、從嚴執(zhí)法”，嚴懲性侵幼女、校園性侵等犯罪行為。
強奸罪是嚴重侵害女性人身權利的暴力犯罪，不僅侵犯女性的性自主權，而且會對被害女性的身體健康造成嚴重傷害。此外，基于現有輿論生態(tài)，還可能會對被害者的社會關系帶來毀滅性打擊。
而當被害人為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時，強奸犯罪勢必對幼女的精神和心理健康成長帶來不可逆的負面影響，這也反映出犯罪人違背人倫人性，進一步顯示其主觀惡性大，依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必須嚴懲不貸。
我國刑法第236條規(guī)定，“強奸婦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五）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边@一條款為強奸罪的加重處罰提供了法條依據，即強奸行為造成被害人重傷、死亡的加重結果時，法定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直至死刑。
具體到本案，首先，被害對象系四歲的幼女，這樣的被告人必須嚴懲，再則，被告人使用暴力手段造成被害人三處重傷，一處達九級傷殘，足以認定犯罪行為構成強奸罪致使被害人重傷的情形。加之被告人兩次刑滿釋放，且不思悔改，綜合其主客觀危害，法院判處死刑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應當看到，沒有導致被害人死亡的強奸案件適用死刑的確非常少見。從刑罰適用趨勢看，死刑的發(fā)展方向以限制和減少適用為主，我國政府已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2款規(guī)定，“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
多年來，我國對于死刑的適用也是跟隨刑法發(fā)展的國際趨勢，一直采取減少、限制和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明確減少死刑的罪名，以達到控制死刑數量，體現對生命權利的保護和人權的保障。
但基于我國的實際情況，特別是殺人、強奸等暴力犯罪嚴重影響公眾的生命安全和社會秩序，加上民間普遍存在著傳統(tǒng)的報應主義心理，對極惡罪行判以死刑，也是對世道人心的慰勉。
因此，對罪行極其嚴重的奸淫幼女犯罪施以極刑，既是嚴懲，也是威懾，決非司法的一時沖動。
某種程度上，也正是法律與人心對惡的敏感，強化著社會對于正義的基礎共識。而“被嚴懲”，本也是每份極惡的應有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