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些精英與組織站在暴徒一邊，背后是心理上的“斯德哥爾摩癥候群”，受害者同意犯罪者行為，并參與犯罪，成為文明的恥辱。
全球華人社會看香港問題，都驚訝于香港一些精英與組織站在暴徒一邊，對明顯違反法律與文明底線的行為都不予譴責，還暗中支持，對于暴徒砸餐館、商鋪、銀行、將不同政見市民點燃等行為，都拒絕表態(tài)甚至倒果為因，說他們是被警察壓迫，形成是非不分，混淆視聽，也使香港局勢不斷惡化。這是犯罪心理學的“斯德哥爾摩癥候群”。
這源于1973年瑞典一宗銀行搶劫案，4名被劫持為人質(zhì)的市民在被劫持6天后釋放，卻拒絕出庭指證劫匪，甚至為其辯護。心理學家將這種現(xiàn)象稱為“斯德哥爾摩癥候群”。這也是今天香港的情況。這是香港的悲哀，也是世界文明史的悲哀。
最近香港幾家大學校長的表現(xiàn)，也被懷疑是患上“斯德哥爾摩癥候群”。他們被一些激進學生羞辱與禁錮后，聲稱自己站在學生立場，要譴責警察，但對學生的種種違法行為卻不追究，最后還要與這些違法學生稱兄道弟，肯定校園暴力，令很多香港人錯愕。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就面對這樣的批評。
事實上，香港有一些“精英”耽于與暴力“合群”，形成一種“共犯結構”。更奇葩的是，當輿論指出若暴亂者燒地鐵或攻擊警察的場景在西方出現(xiàn)，警察早就開槍殺一堆人了，香港精英卻會振振有詞地反駁說，美國警察可以開槍，因為他們一人一票選舉。這樣的邏輯讓很多美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但香港不少民眾卻被蠱惑，認為有道理，背后其實就是“斯德哥爾摩癥候群”心態(tài)。
美英也借此來吃香港的豆腐，對香港警察開槍擊退暴亂者大加譴責，但對暴亂者火燒活人，卻假裝看不到。這助長了香港社會的集體“斯德哥爾摩癥候群”。要想真正解決，政府內(nèi)部要全力整肅那些吃里扒外的官員、那些與暴徒私通的“和理非”精英，揭開他們永遠不好意思說出的心理癥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