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曾五次延期在越南服役，對他來說，刺殺好比是外交政策萬靈丹。用無人機打擊或步槍狙擊取敵酋首級，瞧，問題就這樣解決了。事實上，相信刺殺能解決問題沒有任何歷史依據(jù)。刺殺讓情況急轉直下的例子倒是數(shù)不勝數(shù)。
幾乎毫無例外，刺殺是一種絕望的賭博，政治家不會用，只有空想家才會鋌而走險。這一點至少從刺殺的“黃金時代”便已顯然——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和美國。在這幾十年里，無政府主義者殺死了兩位美國總統(tǒng)（加菲爾德和麥金利）、一位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一位哈布斯堡皇后（伊麗莎白，約瑟夫一世之妻。編注：即中國人熟知的“茜茜公主”）、一位意大利國王（翁貝托一世）、一位法國總統(tǒng)（卡諾）和兩位西班牙總理（卡斯蒂略和門德斯）。
這場無政府主義刺殺運動中的兩位“大英雄”，米哈伊爾·巴庫寧（Mikhail Bakunin）和克魯泡特金（Prince Petr Kropotkin）都是俄羅斯人，這不足為奇。畢竟，用格奧爾格·赫伯特·祖·蒙斯特（Georg Herbert zu Münster）援引的一位當時的匿名俄羅斯外交家的話說，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堪稱“刺殺洗禮的專制主義”。巴庫寧和克魯泡特金都認可刺殺，稱之為“行動的宣傳”，或用哈佛文化歷史學家瑪雅·加沙諾夫（Maya Jasanoff）在其極具啟發(fā)性的《黎明守望：全球世界中的約瑟夫·康拉德》（The Dawn Watch： Joseph Conrad in a Global World）中更準確的話說，是“用炸藥宣傳”。
加沙諾夫寫此文是為了評論康拉德的《秘密特工》（The Secret Agent）。這是這位用英語寫作的波蘭小說家的憤世嫉俗之作，在書中，一位色情文學制作商（而不是某位政治狂熱分子）密謀了一次恐怖主義暴行?？道滤坪跽J為，這些伎倆都是精神錯亂之徒、空虛的不滿者，以及道德腐敗之徒的工具，而不是政府領導人的工具。
如果說沙皇時代的俄國是一種“刺殺洗禮的專制主義”，那么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更喜歡的政治形式是讓謀殺成為軍方影響政府政策的手段。為了消除文官對侵略和占領中國的反對，日本陸軍和海軍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參與了一系列刺殺，以實現(xiàn)政治目標。倫敦海軍條約（London Naval Treaty）簽署后，日本首相犬養(yǎng)毅在1932年被殺（注：犬養(yǎng)毅并非《倫敦海軍條約》的具體談判者，條約簽署時他尚未擔任首相，但他遇刺的確與該條約有關）。民族主義者認為該條約使日本地位“劣于”美國和英國。起初，軍官們還謀劃刺殺查理·卓別林，犬養(yǎng)毅在當天早些時候接待了他。
刺客被輕判，這鼓勵了更多更大的政治流血。“二二六事件”的密謀沒能刺殺岡田啟介并挾持昭和天皇，但成功刺殺了財相高橋是清（有時他被稱為日本的凱恩斯）和昭和天皇最親密的顧問海軍大將齋藤實。另一位海軍大將鈴木貫太郎受傷。乍一看，這些刺殺取得了成功，因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從此令政府和皇室噤若寒蟬，他們在中國和其他地區(qū)的政策再也無人挑戰(zhàn)。通往戰(zhàn)爭以及最終被毀滅的道路已經(jīng)鋪就。
誠然，一些國家支持的刺殺或刺殺行為含有某種個人復仇要素。但世界民主國家不應該覺得考慮刺殺是值得自矜之事。不難想象，在美國領導人堅持刺殺古巴的卡斯特羅，嘗試了從毒藥到會爆炸的雪茄的一切手段的背后，是他們受傷的自尊心。而在亞眠條約為歐洲帶來和平之后，英國又試圖刺殺拿破侖，導致戰(zhàn)事重啟。
兩位政治學家，即西北大學的本杰明·瓊斯（Benjamin Jones）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本杰明·奧爾肯（Benjamin Olken）實際上已經(jīng)嘗試就刺殺對政策影響有多大做量化分析。他們考察了從1875年開始的刺殺密謀，發(fā)現(xiàn)成功絕非一定之事。事實上，只有59起刺殺成功殺死了目標。
更重要的是，瓊斯和奧爾肯的研究直擊刺殺卡西姆·蘇萊曼尼（Qassem Suleimani）行為的要害：他們發(fā)現(xiàn)，這種政府定點清除完全無法阻止或使戰(zhàn)爭最小化。因此，和特朗普的日常行為一樣，世界看到的無非是空洞、并且可能造成極其昂貴的長期代價的姿態(tài)。
妮娜·赫魯曉娃是美國新學院[The New School]國際關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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